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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丰龙:规模重要还是体验重要?“好城市”不一定是超大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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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跨城通勤日益普遍,房价收入比悬殊,中国城镇化正站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数据显示,在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每天跨城上班;上海与绍兴的房价相差近3.6倍,而人均可支配收 ...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好城市跨城通勤日益普遍,专访房价收入比悬殊,王丰中国城镇化正站在一个微妙的龙规转折点上。数据显示,模重在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还体约4%的验重通勤者每天跨城上班;上海与绍兴的房价相差近3.6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1.21倍。不定当城市发展不再唯“大”是超大城市从,人们开始追问:一座城市的好城市好坏,究竟由人口体量和GDP决定,专访还是王丰由居民的真实体验和幸福感衡量?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近日接纳南方周末专访。龙规他认为,模重二三线城市在综合生活成本方面拥有竞争力,还体但是工作机会有限;一线城市的创新氛围和公共服务是其核心吸引力,但是通勤成本被系统性低估。人们应该基于自身偏好和综合的成本-收益,作出更理性的居住与就业选择。他同时指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跳出“尺度陷阱”,防止分析结论失当或政策设计错位,在空间治理中既要让空间“增值”,也要为人民“增祉”。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受访者供图)
通勤幸福感不能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
南方周末:你在对广州通勤满意度的研究中发现,影响满意度的不是居住地环境,而是通勤沿途感知和工作地便利性,如何理解?
王丰龙:以往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居住地数据,但通勤本质上是一个出行活动,它的发生地主要不在居住地。这就出现了典型的尺度陷阱:我们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发生在沿途和目的地的活动,这是分析尺度与现实尺度的错位。
哪些因素被低估了呢?首先是沿途环境,从家到公交车站、地铁站或者停车场,这些环节的环境设计也是通勤的一部分;其次是通勤质量,除了通勤时间,拥挤程度、车内的宁静程度、换乘的便利性等体验维度,目前也缺乏全面的刻画;再次是活动链的约束,通勤不是孤立的,上班途中可能要去买早餐、送小孩,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活动链中去考量。
南方周末:我们观察到,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为了更低的房价房租住到远郊,通勤动辄1小时以上。深圳-惠州、广州-佛山等跨城通勤热度攀升,在中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需要每天跨城上班。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丰龙:首先,我认为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损耗被低估了。通勤基本是每个工作日都要完成的事情,往往令人疲乏。这种活动是幸福感的损失。前景理论中有一个经典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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