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楼

安庆师范大学“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中心大厅正中，当辅导“回”字型的住进咨询台与许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类似。一周五天，学生学生处、宿舍组织部、当辅导团委、住进教务处、学生研究生院等与学生工作有关的职能部门会派专门的老师来这里值班。（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标准八人间学生宿舍，原本贴墙摆放的四组上下床，被两个简易的落地挂衣架、一个金属鞋架，和两张一米二的单人床取代。一张一米见长的办公桌刚好可以塞进两床中间。它和门口被分成八个格子的金属柜一样，是房间里为数不多的老物件。

出生于2000年的孙传淞，今年刚满25岁。自2023年成为黑龙江一所大专院校的专职辅导员后，这儿就成了他的另一个“家”。

每天早上七点半刚过，孙传淞会在离门稍远的那张单人床上醒来，溜达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洗脸、刷牙，再回来换好衣服下楼。偶然，他会遇上几个正在楼梯间打扫卫生的学生“邻居”，与他们闲聊两句。

在这栋共有六层的学生宿舍楼里，孙传淞与近千名学生为邻。

这是一种曾被推崇的风尚。1953年，当新中国的辅导员制度率先在清华大学落地时，第一批辅导员们便“与学生同吃同住”。但随后的七十多年里，发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系列变革让这一传统近乎失传。

直到2019年，“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试点开始，各高校便陆续安排辅导员全体入住学生宿舍，意在“充分发挥学生宿舍育人阵地作用”，打通高校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为何学生宿舍成了育人阵地？很多辅导员都相信，年轻的、心智不够成熟的“05后”大学生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安庆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负责人王涛看来，“上层的压力越来越多”可能是另一个答案。

“现在对高校来说，管理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王涛相信，包括辅导员在内，许多行政老师们所不理解的，只不过一个是“大形势”塑造出的结果。

带婆婆住宿舍

这是一种和已有认知截然不同的体验。“我上大学时基本上没怎么见过辅导员，可能一个学期见两三次都算多了。”2022年，孙传淞从黑龙江一所本科院校毕业，一年后考上了500多公里外这所大专的事业编，由学生变成管学生的人。“没想到进到（新的）学校，天天都能碰到学生。”

但孙传淞很乐于接纳这种变化：他被安排住进男生宿舍楼四楼的一个房间，左邻右舍、楼上楼下都是学生。去年三月，学校将原本因洪灾被淹没的宿舍一楼改造成办公室后，他白天也开始在宿舍楼里办公。

“我跟学生们说过，随时可以找我，不管是几点，不管是什么问题，情感的、就业的，都可以来聊。”孙传淞说，可能是自己年轻，没有家庭负担，也可能是单纯喜爱和学生接触，他时常会从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这份工作的“成就感”。

日积月累，师生之间的关系便不再拘泥于传统，变得更像“哥哥与弟弟之间的感觉”。

在孙传淞负责的一个大二班级里，学习委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就住在辅导员楼上，两人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最近一次主动找他，就是为了借件白衬衫，以便体面地去参加一次活动。

和孙传淞相似，在山东的一所大专院校做了四年多辅导员的蔡晴，同样享受着这份工作带来的幸福感。比如上学期结尾时，她收到平生第一份“束脩之礼”，有个男生提着芹菜和猪肉条，到办公室感谢她的教育和帮助；而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学生送的鲜花再次摆